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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运臧于1912年出生在黔西县一个偏僻小镇——打鼓新场（现属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鼓场街道）。1923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张仲芳先生到打鼓新场创办了第一所新学，经常选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古文和现代诗文向学生传授。蓝运臧在张先生的学校里读书，受到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13岁时，父母把她许配给当地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富家子弟，她不从，极力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1927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取贵州国立女子师范学校，与同乡周光懿、冉涉贞等结伴去省城贵阳读书，迫使家庭解除了这个婚约。

　　蓝运臧在女师以成绩优良、才识出众、仗义爽直、乐于助人而深得师生喜爱和赞许。课外时间，她还经常帮助同学温习数学、英语等课程。因此，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蓝姐。后因家庭经济拮据而被迫休学一年，她在打鼓新场女小教书。民国二十年，蓝运臧返回贵阳女师读书，时逢“九一八”事变爆发，蓝运臧以贵阳女师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秦天真等人组织的贵州学生救国团，又与尹素坚等组织贵州妇女救国会，任理事，创办《新黔日报》副刊《惊蛰》，常以“问耕”为笔名发表文章，组织学生街头演讲，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号召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1933年初，蓝运臧和寇述彭、涂运昌、方伯龄、丁道谦、马彦云、蓝运富等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寻求革命真理，交流读书心得，讨论国内外政局时事。“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贵阳各校学生组织爱国，贵州军阀王家烈派出大批军警实施武力，蓝运臧冲到队伍前列，带领大家大声疾呼，怒斥军警：“你们也是中国人，亡了中国你们也要当亡国奴，救国是每一个同胞的责任，你们有良心，就不应该阻挡我们的爱国！”有的军警受了感动，主动放松警戒，教育厅长谭星阁惊恐万状，派出多辆汽车冲击队伍，造成学生两死四十余伤的惨案。省城贵阳万民震怒，一致要求严惩肇事元凶。消息传到上海，鲁迅先生于10月22日奋笔疾书，以《冲》为题见诸报端，全面揭露和抨击贵州军阀王家烈、教育厅长谭星阁等的残酷暴行，热情支援贵州学生的爱国行动。稍后，民国教育部为压制全国学生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行动，发布学生《会考规程》，蓝运臧积极组织读书会成员在涂运昌家开会，草拟揭露会考阴谋的快邮代电，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学生反对会考，并在女师大礼堂前广场上，组织各校应届毕业生演讲、、请愿，迫使当局废除《会考规程》，致使会考流产。此事稍平，省府教育厅当局以肇事者的罪名挂牌开除蓝运臧和寇述彭学籍。

　　1934年，蓝运臧回到打鼓新场，不失时机宣传马列主义，教育兄妹要做“普罗”（无产阶级），不做“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抨击时政，揭露贪官豪强鱼肉百姓、欺世横行的种种丑行，蓝运臧等多方筹集经费，创办《黔西月刊》，宣传抗日，揭露时弊，倡导妇女解放。稍后不久，蓝运臧因在一篇文章中揭露黔西中学及社会上赌毒盛行、政风学风败坏，文章说：“堂堂黔西中学，校长室内，一张烟床，八圈麻将，特吹大赌，居然贻不为怪。”由此激怒了官吏士绅，不久，《黔西月刊》被迫停刊。是年终，蓝运臧经由贵州地下党负责人秦天真介绍，加入中国，成为贵州最早的女员之一。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派杨涛（潘汉年）秘赴贵阳，然后取道上海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会议情况，为了途中安全起见，秦天真决定派蓝运臧与潘汉年假扮夫妻同行掩护。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蓝运臧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欣然接受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经独山、桂林、广州，走水路到上海，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之后，蓝运臧转上北平，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校读书。此时，昔日与她一道在贵阳参加救国运动而被开除学籍的寇述彭也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异地相逢，倍感亲切，二人又一同参加了“一二•九”和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两人在北平结婚。卢沟桥事变后，夫妻二人一道赴山西临汾，入民族革命大学读书，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临汾沦陷后，民大疏散到晋西，蓝运臧夫妇受派去国民革命军第66师做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二月，夫妇二人转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学习期满，已是次年初秋，根据党组织分配，蓝运臧夫妇离开延安赴山东聊城工作。在此期间，蓝运臧写成了抗日救亡剧《五里雾》。入冬，组织批准，蓝运臧夫妇以平津流亡学生身份回到贵州家乡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发动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教唱《抗日游击队之歌》等革命歌曲，演出抗战剧《五里雾》等，不失时机地传播革命火种。不久，蓝运臧夫妇与四妹蓝运铮应黄齐生邀请，到云南蒙自草坝蚕业新村从事教学工作。1939年8月，因蓝运臧要生孩子，由黄齐生先生派其侄子黄可庆护送她去昆明寇述彭家中，孩子生下40天后，蓝运臧就带着孩子回贵州打鼓新场家中。

　　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这些进步妇女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女党员小组的负责人陈炯配合总支委，在女青年中发展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在妇女中开展宣传活动。这个时期，男女师生共同演出独幕话剧《赵树青》、《冰天雪地》，歌剧《黄花曲》，山歌剧《送郎打日本》，话剧《一口一口地吃》，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校内外教唱抗日歌曲，讲时势，在茶馆内用打金钱板的形式进行宣传。当时流传较为普遍的歌谣有《当兵就要当红军》，歌词是：“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兵，当兵就要当红军。北上打日寇，就地除劣绅，解放天下受苦人。”还有《戒烟歌》、《月亮小调》等都是当时传播较为广泛的歌谣。

　　当时，城区的人都爱睡懒觉，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改良不好的社会风气，女党员小组的们组织成立了晨呼队，由年龄较大的学生参加，身穿工人服装，由剪了短发的陈炯老师带队，每天清晨6点钟左右，沿街高呼：“同胞们起来啦！”“不要过醉生梦死的生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等等。这对培养年轻的一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许多穷苦人民对晨呼队十分欢迎，有的社会青年对主动参加晨呼队感到很兴奋、很光荣，学生家长也很支持。